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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布衣诗人”谢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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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我们身边的历史人物”名叫谢榛,临清人。

  他家庭贫困,右眼失明,自幼成了孤儿。

  他浪迹四方,写下大量诗篇,以律、绝见长。

  他最终成为明朝文坛的代表人物。尽管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有很多达官贵人争相与其结交。

  他如何做到的?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家庭贫困右眼失明 明朝文坛代表人物

  “布衣诗人”谢榛:达官贵人争相与其结交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人。

  他家庭贫穷,右眼失明,却才华横溢,成为明朝文坛的代表人物。

  他浪迹四方,写下了大量诗篇,以律、绝见长,有《四溟集》《四溟诗话》等著作流传于世。

  他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却有很多达官贵人争相与他结识。

  一介布衣,在明朝文坛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布衣诗人”是历史给他的称号。

  是什么让这位普通百姓,在明朝文坛上留下了一抹亮色?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布衣诗人”谢榛。

  右眼失明的“布衣诗人”

  谢榛是穷人家的孩子,即便他在明朝诗坛有名气,但没有任何记载他的家族的资料。

  谢榛是一个可怜的孤儿,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他一人孤独地生活。这样的境遇,对于幼小的谢榛打击不小,他曾在诗中说:“双亲早逝重凄怆”。

  家里穷,也就罢了,但谢榛偏偏长相丑陋,其貌不扬,并且从小就右目失明。贫穷且孤,而且,还是一个残疾人,这种境遇可想而知。

  谢榛的可贵之处在于人穷志不短,他聪慧好学,少年时期就在乡里很有名气了。他“年十六,作乐府商调,临德间少年争歌之”。也正是在他16岁那年,“统录若干曲,请正于乡丈苏东皋”。苏东皋也算是当时地方诗人,对谢榛早年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启蒙作用。苏东皋对谢榛很是赞赏,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就“爱作艳曲,声口似诗”,于是,就尽心尽力地教授谢榛写诗。谢榛写的乐府曲辞,当时在当地民间传诵。

  谢榛的妻子,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不过,能够嫁给谢榛的女人,没名没姓的,肯定也是贫家姑娘。夫妻二人贫贱相守,并且,这姑娘给谢榛生了五个儿子。可惜的是,谢榛才华横溢,但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这五个儿子“无生计,事事悉仰榛”。你看,谢榛这辈子真够累的。

  家庭贫困,再加上右眼失明,想步入仕途,估计有难度。别说在古代,就是现在,残疾人想混个模样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聪明的谢榛对自己的前途早就做出选择和决断,扬长避短,放弃了科举仕途的路子。“折节读书”,矢志于词曲和诗歌创作。正是少了官场的虚伪,多了一种民间的真实,才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名声和地位。

  想一想,在“官文合一”的古代,一个不当官,无知无权,甚至连生活都很贫穷的“业余作家”,最终成为明朝文坛的代表性诗人,总让人感到一种另类的感觉。

  谢榛作为诗人,浪迹四方。在他30岁左右时,西游彰德,向赵王朱厚煜献诗,赵王对这位穿着破旧的诗人还算赞赏,就让谢榛成了自己的门客。彰德,旧为邺地,是汉末建安时期文人荟萃之地,而赵王也非等闲之辈,同样富有文才,喜揽文士,这应该是谢榛居邺的原因。

  生性喜爱浪迹天涯的性格,注定谢榛过不惯陪宴凑趣的闲适生活。于是,他以邺城为中心,开始了大河南北的游走。20余年间,南向沿江而东,游庐山,至南京;溯江而上,观览荆襄形胜。北赴京都,登居庸关,游五峰山,写下了不少纪游诗。

  别看谢榛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与他交往的,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宗室藩王,也有僧侣、隐逸、酒家、学子。这真是古代士大夫那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

  谢榛的诗作大半是友人唱酬、抒情言怀之作。其间,他曾两登嵩山,寻访禅僧;朱仙镇凭吊抗金英雄岳飞,吹台悼念李白、杜甫、高适。虽然,成年之后的谢榛很少与农民接触,但他对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了深切同情,如《渔樵叹》。

  没有政治地位,浪迹天涯,却与达官贵人混的很熟,这不能不算个奇迹。那些有地位的人之所以这么待见他,就是因为他有才华。

  解救好友出狱

  谢榛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曾经解救狱中的朋友卢楠,被誉为历史上写书救聊城的“鲁仲连”。

  卢楠是河南浚县人,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诗人和辞赋家。说起来,二人是“文友”。谢榛在安阳居住,与卢楠结识,并成为好朋友。后来,卢楠得罪了知县,被投入狱中,并拟治以大辟之刑。

  看着朋友身陷囹圄,谢榛心如刀绞。他带着卢楠的著作到北京求见达官贵人。为了打动达官贵人,谢榛先是朗诵卢楠的诗赋,后又哭诉道:“卢楠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冤枉啊!他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帮着他平冤昭雪;他死了之后,再写什么像哀悼贾谊那样的辞赋也没有用处了”。

  在谢榛的真情感染下,“后七子”当中的重要人物、在刑部任职的王世贞,帮助谢榛一同为卢楠奔走、辩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卢楠终于得以无罪获释。

  谢榛的这一举动,使他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当时的人称赞他是战国时射书救聊城的鲁仲连。一些喜欢附庸风雅的士大夫争着要结识谢榛,就连广大的北方地区的青年们也都争相传说他的事迹。

  “后七子”领袖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已经54岁的谢榛第一次赴京,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相识。当时李攀龙、王世贞初出茅庐,而谢榛已是名闻遐迩的老诗人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写诗,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谢榛再度赴京,李攀龙、王世贞与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邀谢榛,结为诗社,史称“后七子”。

  在结社之初,谢榛以布衣执牛耳,为七子领袖。后来,王世贞推尊李攀龙,排斥谢榛;李攀龙诗名渐盛,遂成为“七子”魁首。

  “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诗社”。也就是说,这个诗社本来就是官员诗人组成的,一个老百姓当诗社领袖,根本就不可能镇得住。

  其实,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徵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这时,正好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几个人就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这个具有官场色彩的诗社是京城中下层官员自发的文学活动,以南方人为主。当时谢榛虽然来往于山东与北京,但没有加入这一诗社。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先芳进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职务。李先芳原籍是监利(今属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东鄄城一带),也算是山东人了。这时他附鼓吹风雅,跟殷士儋、李攀龙、靳学颜、谢榛等人,结社吟诗。这一京城诗社中人,多为山东人,可以称为“鲁籍诗社”。鲁籍诗社仅仅是一帮同乡好友的聚会唱和,当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创作主张。例如,李攀龙声称“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而李先芳“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这跟李攀龙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但他又选录宋、元诗,刊刻赠人,这就跟李攀龙大不一样了。至于殷士儋、靳学颜等人,或者倾心吏治,或者爱好经学,诗歌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谢榛则云游天下,行踪不定,只是偶尔参加诗社活动。但是,谢榛的诗学见地,都为社中人所称赞和景仰。

  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所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产生了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是指导作用。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谢榛第四次来到京城。由于诗社内部矛盾丛生,七子反目,李攀龙和谢榛绝交,成为学界的一桩著名公案。

  谢榛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诗人,但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聊城晚报记者 于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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