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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的领路人—刘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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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亚,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今山东省临清市)吕堂村一个富裕家庭。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0年,刘振亚入本村国民小学读书,跟校长兼老师、姑丈刘养元学习国文、算术、常识、修身等课程,掌握了一些自然科学常识和社会学知识。四年的小学教育,增强了刘振亚的求知欲,他决心冲出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到广阔的社会去看看。

1924年,刘振亚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考入临清城里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育英小学,两年后升入该校新增设的中学班。在这里,他懂得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初步感受到了民主与科学、抵制列强、独立自主的新思想,认识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开始对育英中学所进行的某些奴化教育产生不满情绪。为拴住儿子的心,父亲在刘振亚读育英小学期间为他操办了婚事。

刘振亚等几名热血青年再也不愿意在育英中学待下去了,他们毅然转入同在一个城市的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但是,因循守旧的父亲冲上子承父业,断然让刘振亚停学回家。

父亲的计划与自己理想格格不入,刘振亚决心远走高飞。1928年,冯玉祥所部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习称西北军)军官学校从河南洛阳迁至开封,校长是临清人张自忠,他回乡招募同乡青年学生。刘振亚毅然报名,辞别已有身孕的妻子,考入以生活清苦、纪律严明而著称的西北军军官学校,被编入第二大队工兵队。经工兵队分队长、共产党员杜宗周介绍,入校当年,刘振亚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

刘振亚入校半年后,他的儿子降生,但时隔不久,妻子却在忧思和疾病的折磨下去世。1929年,刘振亚随军驻河北大名,从专程前往探视他的一位表叔那里得到了爱妻不幸去世的消息,当即哭倒在地。当表叔离开时,他捎回家一张照片,从此便于家人断绝了音讯。

1930年,军校毕业后,刘振亚先后任冯玉祥部第三十八师见习参谋、第十三师参谋。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所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投蒋介石将部队进行了缩编。刘振亚被编入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董振堂部任上尉参谋。他在白色恐怖下与党保持着单线联系,并广泛接触进步青年。

不久,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宜黄、乐安与红军作战。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水土不服,病亡者甚多,加之生活极为困苦,军心浮动,厌战情绪日甚。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工农生活改善,红军官兵平等,使广大官兵对蒋介石不满,离心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刘振亚曾设想单人独骑去当红军,或联合几个可靠的人一块去投红军,或时时供给红军情报,或里应外合把这支部队拉到红军方面去。但由于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他没有贸然行动。

刘振亚当时是第二十六路军中惟一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为了汇报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及时取得党组织的指示,他派刚回到部队的共产党员袁汉澄到开封找接头人陈立。开封中共组织又介绍袁汉澄去上海找党中央接头人朱瑞。朱瑞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鉴于第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决定派王超、袁汉澄、李肃三人去江西,配合刘振亚积极开展工作,把这支国民党部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

袁汉澄走后,刘振亚迟迟得不到回音,心里非常着急。1931年3月,正当蒋介石准备大举进犯红军的时候,刘振亚向旅长董振堂请假,亲自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刘振亚行至南京,恰好在下关码头与从上海来的王超等三人相遇。大家遂寄宿“江南一枝春”旅馆,由王超向刘振亚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刘振亚则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第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的政治态度和广大基层官兵的思想倾向:总指挥孙连仲怕做俘虏,住在上海,根本不到江西来;总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等人都是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生,不克扣军饷,不虐待士兵,素来与蒋介石不谋,比较容易争取;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是冯玉祥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反对蒋介石,对红军没有仇恨但存有恐惧心理,管理下级比较吃力;行武出身的不少营、团长大多出身贫困,对红军有好感,信任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开封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一些人,大都是连、排长等下级军官,学过军事,又有些文化,直接接触广大官兵,是争取的对象;广大士兵大都是穷苦人,从到江西后所听到看到的,对共产党、国民党谁好谁坏心里是清清楚楚的。总之,第二十六路军从上到下对共产党有着好印象,大革命时期曾任过由西北军改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刘伯坚,更是大家信得过的人。

刘振亚介绍情况后,四人根据中央指示研究决定,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支队伍中的政治影响,利用老乡、同学、同事关系,广结人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秘密而又积极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

回到江西宁都后,刘振亚仍任原职,李肃住在第七十四旅,袁汉澄分到第七十九旅第二团团部,王超以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不久,刘振亚介绍第七十三旅参谋李青云、临清同乡蒋耀德等人入了党,王超介绍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等人入了党,袁汉澄介绍第七十四旅第二团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等人入了党。为了加强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根据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成立特别支部,任命刘振亚为书记。第二十六路军特支分别成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刘振亚分管官长支部。在刘振亚等人的领导下,第十二六路军党组织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第二十六路军特支建立以后,便开始了团结并争取赵博生的工作,但对发展他入党格外慎重。刘振亚多次主持会议,全面认真地分析研究了赵博生的经历和思想状况,认为他在寻找新的出路,决定抓住时机,采取主动,先给赵博生写几封密信,由罗亚平设法递交,试探其反应,并做好应变准备。赵博生接到信后,遂向党组织靠拢,并主动向党组织讲个人的思想、经历和部队情况。特支讨论认为,赵博生对党是有诚意的,决定吸收他入党,并将情况及时报告了仍在上海的党中央。党中央审查了赵博生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赵博生入党,使党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批准赵博生入党的同时,党中央认为宁都党的发展有官长路线的倾向,并指定袁汉澄与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刘振亚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做了许多工作。经过活动,他首先将李青云调到旅学兵连任少校连长,自己也利用参谋兼学兵连教官的身份,经常到学兵连讲课,找士兵谈心,宣传党的主张,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增强学员的民族意识。不久,以京津一带的爱国青年为主组成的学兵连成立了中共士兵支部,学兵连被牢牢德掌握在党的手中。

为了接近士兵,掌握实力,刘振亚也向董振堂要求当了旅特务排排长。

1931年底,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并立即由董振堂所部第七十三旅开路,离开宁都,北进到离宁都30公里的胡冷嘴。这一正义行动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蒋介石下令该部立即撤回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同时还把其嫡系部队摆在北线,截断第二十六路军的退路。第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以刘振亚为首的特支和赵博生多次分析研究第二十六路军潜在的革命形势,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鼓动,因势利导,把士兵的情绪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促进革命条件的早日成熟。在特支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都积极行动起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成立了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抓住各种机会交朋友、谈知心话,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或同情革命。第二十路军兵运工作进展很快,下级军官公开喊出了“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北方打日本!”“红军主张抗日,是我们的兄弟!”等口号。

特支派袁汉澄把这令人鼓舞的革命形势迅速报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立即指示:周密制订起义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整个行动由赵博生负责指挥。

党组织和赵博生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了三个起义方案。为了增强起义成功的把握性,刘振亚与赵博生不仅团结下层官兵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而且尽量争取高中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先后团结了董振堂、季振同和第七十四旅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

正当起义工作紧张进行时,南昌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突遭破坏,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党对第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均落到敌人手中。12月5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责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三名共产党员,并星夜送行营惩处。同时,国民党的飞机还向宁都投下蒋介石彻底清查该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这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罗亚平把电报交给了刘振亚。刘振亚马上找赵博生等研究决定,由赵博生以参谋长身份复电南昌“遵令照办”,稳住南昌,同时派袁汉澄赴中央苏区向军委汇报请示。军委决定:以最大努力争取第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携带电台,在宁都城南40公里的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固厚联络指挥,并派红军第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接应。特支认真研究了军委的指示,决定于13日全部起义。随后,赵博生根据党组织的决议找季振同等人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拥护全部起义。

为了即将来临的生死博斗,宁都党组织百倍地紧张起来,刘振亚等特支成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就在起义的前几天,第七十四旅要求把预定的行动日期推迟一天。公开的理由是:据传第二十六路军的2万套冬衣和11月份的薪饷及费用已运到广昌,不日即可来到;而真实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该旅某些人嫌编为第十六军番号太小。于是,刘振亚再派袁汉澄等人星夜赶到彭县向军委请示。军委立即批复:起义推迟一天;胜利后,全军改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当即发给毛泽东、朱德签名的委任状。另外,军委又附送军事地图一幅,上面标明了起义军的行进路线和沿途敌我态势。根据军委的指示,特支和赵博生一起,缜密的研究制定了起义方案。

12日,刘振亚、李青云把学兵拉到城外长明垴、老西坝一带,以野外演习为名,熟悉通往苏区的道路和地形,绘出了简易地形图。

14日黄昏,赵博生宣布全军起义。15日晨,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开往苏区,刘振亚率领特务排负责交通。16日,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宣读了关于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决议和军团干部的任命。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这支国民党军队逐渐转变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宁都起义胜利后,刘振亚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第一三O 团团长。1932年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党中央给他颁发了红旗勋章。刘振亚于1932年末调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参谋长,1933年一度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到红五军团,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前线担任警备司令。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他任红五军团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在途经贵州省都匀时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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