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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驻临清 联络处成立的前前后后

关键词:临清,抗日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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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黒伯理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攻陷武汉以后,为了巩固后方,站稳脚跟,迅即调动了大批兵力,对我华北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当时,整个鲁西北抗日军民也面临着扫荡的残酷斗争,以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了防止和粉碎日寇通过回民中个别破坏分子利用“争救不争国”的口呼,挑拨回汉关系,破坏全民抗战的阴谋,并进而把散居在临清、聊城、冠县、馆陶、朝城……等地回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十一月问,奉山东第六专区政治部(我党鲁西特委)和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的指示,派我前往临清,和当地同志一起筹建鲁西北回民救同会。
    我刚到临清两三天,日寇就开始了向我鲁西北的大举进攻,当时日寇尚居优势,鲁西北的抗日中心聊城和临清相继失守,在我党影响下坚持敌后抗战的范筑先将军壮烈牺牲了。当时我就和临清战委会的王笑一、郭少英、颜竹林、李蕴华,黑若仙、刘慧溪、王晓敬、赵鹏等三十多位同志转移到临清城北约四十公里的杨长屯,与当地地下党的柴杰臣、刘钢峰、李霖之等十多位同志汇合在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我们很快就武装攻占了当地一个国民党的伪区部,用夺来的枪支武装了一部分农民,有了一个立足点,并组织起一支有四、五十人枪的队伍。我们白天“学军事”,晚上学政治,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
    日寇攻占临清后,由于日寇的兵力不足,而且它还要扫荡其它地区,我们根据情报知道了他们不久就要撤走。那样临清城就要出现一个“真空”的局面。那时临清是鲁西北的一个重镇,是原山东第四专区的首府,对周围十个县都有很大影响,又是一个很好的粮棉产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很有必要控制这个地区,这对我们坚持挑战,发展革命力量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缺乏必要的武装力量,未达到这个目的。临清一带有一些由成伙土匪改编的“抗日部队”,如吉占鳌、吴连杰等部,他们都有几千人,还有国民党专员公署的保安部队,也有上千人,他们都想乘虚进占临清,以扩大他们的地盘和势力。对此,我们在杨长屯的同志们感到十分焦急。但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能贸然进城,怕被他们吃掉。正在这个时候,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同志赶来扬长屯。经过研究,派我到南宫找一二九师师部,请求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师首长给予指示,最好能派一部分主力部队来支援我们。
    我奉了特委的命令,和另一位同志立即骑着自行车向南宫奔去。那时已是十一月底的初冬季节,又正赶上天阴下雨。
   一路上,雨淋湿了衣服,被冷风一吹,都冻成了冷冰,好似穿了一件铁皮外套。心想,这真有点“寒光照铁衣”的味道了。我们心急似火烧,那顾得天冷地滑,路途坎坷,一路飞奔,赶到南宫时已经是夜间九、十点钟了。那时师部驻在南宫西南大概是叫老虎张庄的村子里。我们到师部后,立即受到了宋任穷、刘志坚,张策等同志的接待,安排我们吃了晚饭。当时只有徐向前副师长在师部。饭后我们就向他们汇报了聊城失守的一些情况,当时号称十万抗日军的范筑先部队已土崩瓦解,在鲁西一带仍旧坚持抗日的只剩下由我党领导下的一小部分武装——十支队;又汇报了日寇撤出临清后,临清各种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的情况,分析了聊城、临清一带的形势,提出了请师部派一部分主力部队进驻临清,以便控制局势的要求。徐向前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严肃而又热情地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全国形势,指出了冀南方面的局势也很紧张,主力部队既要全力对付日寇,又要应付国民党派到敌后的“摩擦专家”们的破坏和捣乱,兵力只能集中使用,不宜太分散。因而一方面鼓励我们要依靠群众,设法克服困难,打开局面,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果断地决定,要我们就以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络处的名义,把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一支小游击队作为联络处的警卫武装,戴上“八路”的臂章,开进临清,利用当时各派势力还不敢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借助八船军的声威。虽然兵力少,料定他们也奈何我们不得,要大胆地闯进去……我们听了徐向前同志的指示,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感到有了办法,充满了信心,急忙赶了回去。后来的实践证明,徐向前同志的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在一个不利情况下采取有利形式,巧妙而又大胆的好办法。
    我赶回临清以后,立即向张承先等同志汇报了徐向前同志的指示。大家听了十分高兴,一致拥护,认为这是我们在当时兵力很小枪支很少的情况下,能够进驻临清城开展工作的好办法。而且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组织、发动鲁西北一带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能够更好地掩护地委机关开展地方工作。于是大家若高彩烈地投入了各项进城的准备工作。比如“八路”的臂章,当时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怎么办呢?就由临清妇救会的十多个女同志负责,找了些染色,按照正式的“八路”臂章的样子,一个个地加以精心地仿制和描画并缝制起来,连夜赶制了一百多个。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臂章,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临清城。进城后,在干河北岸张八口街找了一所外逃地主的宅院,挂上了一块用白布写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络处”的大牌子。这样联络处就算正式成立了。牌子挂出后,我们除留少数干部看家和一、二个战士在门口站岗外,其余的干部战士就到街上去,到群众中去,这样既可以了解情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可以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果然,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八路军进城了”,“北头(指干河北崖)都住满了!”"这下可好了,那些土匪队伍再也不敢乱抢乱砸了了”城内的商人听了也很高兴,觉得他们的财产又有保障了。于是通过商会很快就给我们进来了粮食、蔬菜和其它物资。
    我们进了城,那些土顽队伍自然是心怀不满的,又恨又怕,但又无可奈何。他们想要凭借势力把我们赶出去,又怕得罪了河西街的老八路军吃不消,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想搞阴谋,制造混乱,以便在混乱中吃掉我们。但我们沉着应付,绝不上当。比如,有一次夜间,他们突然在联络处周圈四处打枪,想引诱我们出击,然后把我们消灭。但我们隐蔽固守,严阵以待,他们又不敢正面进攻,结果只好自行散去。
    联络处成立后,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当时张承先同志以鲁西北地区中共代表的身份,我以八路军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络处主任)的身份,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各种场合作宣传、造舆论,以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同时,还要经常和当地土顽部队的头子、地方政府——四专署专员袁聘之等打交道,争取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而且还要他们解决我们的给养供应等问题。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和他们表面上互相周旋,实际上针锋相对,斗争尖锐、复杂。在这期间,张承先、韩宁夫、魏开荒等地委的同志,则以联络处为掩护,联系指导着周围十个县的各项工作,经常在联络处召开各种会议,并在这里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抗日宣传,发动了群众,发展壮大了党的地下组织,加强了地方工作,同时进行了不少统战工作。
    在这段期间,出于我们紧紧依靠党委和一二九师的领导,工作是比较顺利的,然而生活也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粗米黑面,时常连菜也没有。战士们穿的都是从冀南四分区要来的一些旧军装,只有张承先同志和我因为时常做统战工作,组织上给我们二人每人做了一身新军装和一件军大衣。十冬腊月,战士们睡的都是地铺草堆,张承先同志和我虽有一张床,但根本没有铺盖,只好两个人两头睡下,被此把脚伸在对方的大衣筒子里,以免把脚冻僵。尽管如此,同志们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不叫苦。
    一九三九年元旦过后不久,日寇又开始扫荡,在冀南和鲁西北进行了多次战斗,形势相当险恶。临清城也面临着再次失陷的危险。
    这时特委又派我到师部请示行动方针。当时我们已经有了马匹,我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河北威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师部。我刚刚进村,就看到刘怕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从另一个村口进来,后面还有李达同志和几位干部、警卫员。他们精神振奋,兴致勃勃,说说笑关地走了过来。原来,他们是刚刚去查看了陈赓同志在香城固一带缴获的日寇的几门山炮。
    打过招呼后,走进屋里,我就向刘邓首长汇报了情况,请求指示。这时邓小平同志严肃而又坚定地对我说;“你们要在日寇再次占领了临清后,向津浦路附近转移,在那里开展破击活动,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线,使他们不能顺利进兵,并何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要做好友军的工作,要严格纪律,依靠群众,什么都不要怕,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硬是要去……”。
    这时,我提出师部是否可以再给我们补充部分枪支弹药的问题。
    刘伯承同志听后,爽朗地哈哈大笺起来,井亲切地对我说;“同志,你大概参加工作不久吧(我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正式入党的,谈话时我二十岁),你应当知道我们党有一个老规矩,只有下级部队向上级发枪,没有上级向下级发枪的。”说着又大笑起来,然后继续说,“你们要想办法从敌人手里夺取,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接着,刘伯承同志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枪了?”我说有七、八十人枪了。刘伯承同志说:“这就很不错了嘛!我们贺龙同志不是只有一把菜刀就闹起革命来了吗?你们已经有了七、八十人和枪,这个就不算少了啊!”
    我听了感到又后悔,又惭愧,觉得很不好意思,心想真不该向上级随便伸手。
    我正在想着,刘伯承同志又接着问:“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你读过了没有呀?”我说:“读过了”。刘伯承同志说:“这就很好嘛,另外我再教给你们两句话,这就叫做‘久住一地必遭袭击,久走一路必避埋伏’,你们要总好这两句话,在敌后打游击就会少吃亏了!要学会打主动仗和有准备的仗。”
    听了刘、邓首长那亲切有力,坚定热情的谈话,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头脑清醒了,眼睛明亮了,胆子大了,劲头也足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按照刘邓二位首长的指示去做,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克服困难积少成多,争取胜利。
    这次谈话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至今每想起来,刘、邓首长的音容笑貌,仍然是那样的清晰感人,给人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一九三九年二月间,临清再次失守的前夜,我们便将“联络处”改为“八路军武装工作团”,向津浦路方向前进,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投入了新的战斗。这时,加上干部在内,我们大约已有比两个连还要多的兵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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